到了1966年年底，事情有了转机，当时的国营成都化学试剂厂生产精制盐酸这项业务不想做了，想给其他小企业生产，那时企业又没有竞争，强调社会主义协作，试剂厂转让业务、培训人员、派出技工负责安装，没有收费之说，均是无偿的。由于那时我们生产过低浓度的工业盐酸便争取到了这个项目。有了正式产品，就要修车间，我们在原邱仙观的大殿旁修了一个有6个开间的简易厂房，用其中一间做化验室。搞分析的是一位原在国营化工厂工作过的刘祯燕同志（1962年被精简回家的成勘院家属）。厂房12米以下用的是四处捡来的废旧砖，12米以上用的是竹子墙（四川的传统民房修法），瓦和木梁均是从原成都下马的一些厂里以低价买回。提炼设备均为玻璃制品，由原成都化学试剂厂派出的张树文（已故）技师负责安装，并手把手教我学会了怎样用酒精喷灯烧玻管，吹制玻璃三通管等。
我之所以回忆盐酸这个产品，就是因为这个产品使我们后来发展成四川制药厂及其他国内抗菌素生产厂的原料配套供应商，完成了企业的原始积累。
196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紧张，政治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四川制药厂也准备把原从华北一些地方采购的原料在成都就近解决，随着我们老老实实的工作态度以及质量稳定的产品，一个个与川药厂配套供应的新产品不断地投产，像精制醋酸钾。溴代十五烷基吡啶、溴化钠、磷酸二氢钾、磷酸氢二钾、精制氧化钠等，都是我自己负责生产出来的。开始都是土设备、土办法，后来才逐渐用正规设备的。像用三根竹棍吊滤袋做过滤器，搪瓷开水桶做溴化反应罐，日本进口醋酸桶有塑料内胆，我用来做离子交换柱制作纯水（我在1969年就凭书店中买的一本《纯水制备》，采用混合树脂床技术生产纯水取代蒸馏水，不但自用，还供应其他单位）。除了与川药厂配套的产品，我还开发了其他一些产品，均投入生产，如胱氨酸（从人毛发中提取）、肌醇（从米糖中提取）即后来的甜菊甙等，均是供出口外贸用。由于生产工人文化偏低，每天我需要把中夜班的操作详细地写在记录上，工人才知道做什么。好在都较认真，保证了产品质量。生产不断发展，从1974年开始，因知青回城、退休顶替、安置社会青年，不断有年轻人加入到企业来。这些年轻人的到来，给企业带来了活力，也调皮捣蛋不少，好在我好动，夏天中午带他们到浣花溪游泳，节假日带他们玩遍了成都周边景点，冬天峨眉山都去了两次，最早是骑自行车，后来坐大卡车，开心得很。
我在那些年，工资收入一直是每月185元，直到1971年后才逐渐增加，产品开发一个接一个，没有奖金，也没有提成，觉得是很自然的事。记得有一年春节，时任支部书记的高仁竹同志冒着风险，给每个职工发了5元钱奖金，她自己不要，说上面查处时好负责，在那个时候这已是破天荒的事了。当然有家也是一个好条件，至少不用交伙食费，但后来“文革”中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父母双双被捉入“牛棚”，家里存款被冻结，连父母每月都只有一人18元生活费，我便与一兄长童恩川相依为命，他当时在国营成都仪器厂工作，每月50多元工资又未结婚。我们生活还算过得去，至于“文革”后期落实政策父母补发工资，已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