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之前，我已经跟你们中共的谈判代表，也就是我的妹夫杨秀山商量好了准备临阵起义，接受改编。只是运气不好，再加上你们的内部衔接出了问题，致使起义失去了联系人，不能够按时起义，可我最终依然还是带领队伍起义了，让开了应城古城台大南门，让解放军顺利地攻入城内，并取得了胜利。不求有功，但求功过相抵总该是可以的吧？我没有联系人，致使起义不能按时举行，谈判的时候对我许下的承诺也泡了汤，落到如今被捕审判枪决的下场，我是心有不甘的。我强烈要求你们马上去找到当事人，也就是京安应县委，以及杨秀山本人，还我一个公道！不说功过相抵，最起码应该承认我是有率领队伍起义投诚的诚意及举动，并且协助解放军攻克应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的吧？何至于就这样急急忙忙、不明不白的公布我的十大罪状，这么快就要置我于死地呢？死，我不怕，就怕不明不白的死！淹没功劳的死！你们共产党曾经对我说过，一切既往不咎的，不能说话不算数，要讲公道，才能让我死得心服口服。”
我的舅父临死之前也许不会知道，从他被俘羁押到公审枪决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我的母亲——她的亲妹妹，除了出于同胞兄妹的亲情以外，她还想到了其兄长事先与共产党代表，即我的父亲也是她的恋人——杨秀山之间在谈判时有约定，临阵起义，并兑现承诺，接受改编，并于共产党是有功这样的事实，决不能让我舅父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被枪毙。为了全力营救我舅父许有强的一条活命，这时我的母亲许贵贞正日夜兼程，奔走于京应县委和京安应县委两县委之间。然而，当她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京安应县委驻地和负责人时，我的父亲杨秀山已经调往京钟中心县委工作去了。
由于当地当时正处于解放战争的后期（1948年7月至1949年6月间），中共地方组织机构设置复杂，更迭频繁，人员变动快，流动性大，加之通讯落后，交通不便，仅靠我母亲一位农家妇人在几天的时间内，来回跋涉，步行去找到有关领导出面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以证起义确……
